1950年，18岁的马玙在清华大学外语系与江苏医学院之间做出了选择。她对未来的道路充满了犹豫与困惑，正在烦恼时，父亲的一个简单决定为她指明了方向：“你是个踏实的孩子，嘴巴不太灵活，还是学医吧。”

马玙出生在江苏，家境优渥，父亲经商，家里生活富足。然而，当她五岁时，抗日战争爆发，家人不得不投身于漫长的逃难生涯。父亲推着一辆独轮车，兄弟姐妹们累了就轮流坐上去歇息。经过漫长的跋涉，他们最终到达了上海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马玙上学后常常在街上看到无数奄奄一息的难民，他们用报纸裹在身上，以抵御严寒。那一幕深深触动了年少的她，心中悄然萌生了为中国、为贫困人民救助的责任感。

高中毕业时，马玙被清华大学外语系和江苏医学院双双录取，但在父亲的建议下，她选择了放弃自己热爱的英语，转而选择了医学。

然而，没多久，朝鲜战争爆发，马玙读了魏巍的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后，内心充满了热血，坚决要求上前线做医疗兵。然而，老师却冷水泼来：“你们现在什么都不懂，连做护士都不合格，还是先安心学习吧。”他还提醒道：“做医生光有服务人民的心是不够的，还得有技术。” 这番话让马玙深刻意识到自己的不足，便开始更加努力地钻研专业知识。

1955年，马玙顺利毕业，并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中央直属结核病研究所工作。能来到北京工作，家人无比兴奋，但马玙刚到北京时，才意识到通县这个地方离她原本设想的“北京”有多么遥远。问路时，路人告诉她：“研究所在哪儿？你得走很远，还得往东走呢。”

满怀期待的她登上了前往研究所的火车，没想到在途中迷路，匆匆下车后却不小心进了农田，直到天色已晚，终于看到研究所水塔的灯光，才松了口气。

当时，结核病在新中国肆虐，人人谈“痨”色变。由于对传染病的恐惧，很多同学想要放弃这项工作，但马玙凭借着对运动的热爱和较强的身体素质，毫无畏惧，坚定选择留在结核病防治一线。“每条路都能走出一条大道来，我不挑剔。”年轻的她并未对结核病的危险感到恐惧。

然而，现实很快给她上了一课。她曾亲眼目睹有的病人因大咳血而需要用脸盆接血，情景十分惊险；有的患者病情长期未见好转，医生无能为力；还有很多病人因结核性胸膜炎或脑膜炎丧命。病人和家属的痛苦让马玙深深同情。当看到病人的家属哭泣时，她也会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。年长的医生曾劝她：“别哭了，哭的日子还长着呢。” 可尽管如此，她依旧坚定着自己的选择，努力钻研专业知识。

1957年，马玙和同事共同研发出了一种“土办法”，这种设备简陋，但却能拯救许多肺结核病人的生命。设备材料大多是用废弃物改造而成。马玙和她的团队自制设备，最终使许多患者逃过一劫。

回忆起那段日子，马玙曾说：“那时，工业和农业用电紧张，我们要做X光透视、局部治疗，夜里四点钟才能做。那时本事也挺大，自己开着X光机器给病人做肺导管。” 马玙甚至在深夜里亲自为病人检查，病人也非常体谅，有时他们轻声提醒她：“马大夫，您再多睡会儿吧。”

1966年，马玙响应国家号召，主动请缨下乡支援。她与乡亲们同吃同住，艰苦的生活条件并没有让她退缩。她与老乡们吃窝窝头、棒子面，吃饭时常常是刚端起碗，就被叫去出诊。那段时间，马玙经常骑车奔波在山路上，肩上还背着不会骑车的同事。由于过度疲劳，常常腿一软直接跪倒在地。尽管如此，马玙依然坚持为每一个病人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。

她常常忘记疲倦，直到一夜暴雨过后，屋子被淹，她才意识到自己在暴风雨中一觉醒来。虽然条件艰苦，工作繁忙，马玙依然带着心电图设备为乡亲们检查，甚至在山区雇了毛驴运送X光机，翻山越岭前往偏远村庄。在一个叫“土谷子”的村庄，乡亲们见到医疗队带着沉重的设备爬山越岭，纷纷为她们竖起大拇指。

多年奔波后，马玙身上早已没有了上海姑娘的影子。到了四十岁，她被大家亲切地称作“马老太太”。

1980年，马玙获得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。她几乎没有休息，天天都在实验室里埋头研究。当时，她的美国朋友感到不解，问她为何如此拼命，马玙简洁地回答：“国家还很困难，这个机会我一定要倍加珍惜。” 在美国的两年里，她取得了显著的进展，并带回了先进的技术。

回国后，她创立了内科实验室，专注于结核病的免疫学研究。尽管实验室条件简陋，但她和团队紧跟国际前沿，不断推动结核病防治的研究。

马玙的努力得到了世界的认可，几十年来，她从一个只是陪着病人家属哭泣的年轻姑娘，成长为结核病领域的顶级专家。65岁退休时，她依然没有停下脚步，继续为人民服务，并且致力于培养新一代医务工作者。

她的医术和人文关怀，成为了无数病人心中的光。她坚信：“爱也是一种处方，哪怕是一个微笑，也能让患者的心中充满阳光。”